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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战略转型吹响集结号

发布时间:2021-10-19 18:14:30 阅读: 来源:海水缓蚀剂厂家

国企战略转型吹响集结号

国企战略转型吹响集结号 更新时间:2010-10-12 6:49:53   刘燮:战略转型坚持市场化方向,转型主体是企业

李保民:一要坚持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二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三要坚持政企分开

刘小龙: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投资人应该首先由国有资本担当

杨建文:经济目前处于衰退期,在下一波经济高涨起来前的过渡期国资不应退出,经济的稳定需要它支撑

徐永华:对于中国企业而言,组织管理模式体系是其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

面对当前日益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以及经济震荡等国内外环境影响,国企如何突围,如何找到转型的“合理路径”?日前,上海国资委党校、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与上海国资杂志社等单位在上海召开了首届“国企战略转型与未来企业之路”高峰论坛。本次论坛云集了上海市区两级国资国企高管、决策支持部门及相关信息化部门负责人,围绕广大国资国企如何深化国企改革发展内涵,通过企业战略转型、提升核心竞争力等课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官员说——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刘燮:

企业转型要靠市场

国企战略转型是非常及时也非常重要的话题。我个人认为我们当前重点研究和思考的问题,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战略转型坚持市场化方向,换句话说企业不管怎么转型都应当以合法盈利为目标,国家出资企业不能简单回到非盈利的劳务,国退民进不应当论出身、论学术,应当论竞争力。二是战略转型主体是企业。企业可以通过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实现转型,可以通过并购重组实现转型,也可以利用现有资源优势实现转型,总之只有企业转型成功了,上海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经济调整目标才能真正实现。三要建立与战略转型导向一致的中长期战略约束机制,要形成目标考核导向,与经营层和职工内在必然的联系机制,现在这个机制没有真正建立,如何建立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大胆实践。四是有效控制战略转型的风险,包括规范董事会并充分授权,提高科学性和有效性,优化与管理相匹配的IT系统,也包括培养合格的人才和妥善安置职工等等。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李保民:

政企不分关键在政资不分

总的来说,国有经济的改革与结构调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概括:

第一,退而有序。从行业上看,中央企业逐渐从一些竞争性领域如轻工业、纺织业、电子、建材、运输等行业退出。从资产上讲,国有经济逐步向国民经济安全、重要行业和重要自然资源领域迈进。

第二,进退有道。我们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一个是国有经济布局还没有到位,还有一个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问题,我们的三项制度改革远远没有形成。

第三,国有企业各种负担仍然比较重。

第四,国资监管体制需要进一步完善。监管方面有两件事:一是收入分配;二是业绩表现。这就是我们说的管人管事相结合。

在发现问题的同时我们也总结了一些基本原则和经验,一要坚持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二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三要坚持政企分开,特别是政资分开。政企老分不开的原因是政资不分。

老板说——

上海张江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小龙:

国资要做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投资人

政府应该实行自上而下的体制改革,特别是要突破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各类制度性约束,包括准入问题、税制问题。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投资人应该首先由国有资本担当,而民营资本既可以担当战略投资人也可以担当财务投资人。

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国有资本和风险资本最大的差异在于其可以长期持有,而此时往往是战略性产业发展的黄金阶段。

建议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过程中,要倒逼国有资本作出重要改变。第一,改变投资理念,改变国有资本不可以参与风险投资的旧理念。第二,改变评价方法,采用国际通行的棘轮原则替代传统的评估三原则。第三,改变决策模式,通过专业的市场化管理团队组成的决策委员会,在科学的尽职调查后进行决策,改变过去投资决策依赖国资委或政府派驻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第四,改变动力机制,管理团队实施市场化配比投资,共担风险,共享收获。

专家说——

上海市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建文:

国资不应在经济过渡期退出

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中,特别是在经济转型期间,国有资本有它的特殊作用,这是由它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民企跟国资的老板是两类,资本的运行服从老板的意识是一样的,但国资的老板是政府的资本代管人,他在整体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跟一般的民资老板和外资老板不一样。经济繁荣的时候,它要防止经济过热,在经济萧条衰退过程中,要对经济调整,使之平稳发展。由此对于国资的进退,从总体上有一个大的要求,也就是说在整个经济繁荣高涨的时候,国资应该退,在金融危机萧条衰退的时候,国资应该进,而在这个进和退的过程中,宏观经济的效用跟微观经济效用是高度统一的。你本身在经济衰退的时候,你进入门槛很低,这样大家不难理解,尤其是西方国家,他的经济制度跟我们不一样,他同样有国资,但是他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凯恩斯主义就抬头,经济繁荣的时候,非国有化马上成为主导思想。从大的角度讲,国资进退跟老板的意志和老板对社会经济发展所承担的责任是连在一起的。

当前,经济情况非常特殊,第一,金融危机以后整体经济目前处于衰退期,在下一波经济高涨起来以前有一个过渡时期,而在这个过渡时期,国资不应该退出,经济的稳定需要它支撑,等到下一波起来以后再退出。第二,在这个阶段,证券市场以及整个社会对于经济本身的预期和期望并非很高,这个时候国资退出的话,整体会有一个下拉的作用。第三,我们现在正在准备推进整个社会经济的转型。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经济不可能再按照之前二三十年这样一种发展方式来延续我们接下来二三十年持续高速稳定的增长,如果没有后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还是一个不稳定不成熟,碰到大的问题很有可能出现大的反复的经济态势。在这种情况下,在即将到来的转型过程中,政府层面上需要做两件事情:一是准备好转型的成本;二是选好方向,打好基础。要考虑一个沉默成本,转型是一个社会的大调整,成果成本也好,整个社会的维护成本也好,风险成本也好以及对新的发展产业提供成本的产业也好,都要发生,这个成本由什么来控制?这就要求在社会经济转型之前,国资本身的转型要先行启动,它起的作用是两个:一个是为整个社会经济转型带头,发挥它的引领作用。第二个是退出以后,为转型成本打好基础,尤其是在我们经历了一场金融危机以后,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已经注入大量的资金,本身在财政收支问题上都已经开始趋紧,甚至有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当本身财政资源有限、政策资源有限、统计资源也有限的情况下,国资能够发挥的作用可能不仅仅限于国资本身的范畴。

IBM全球业务咨询服务事业部大中华区合伙人徐永华:

组织管理模式是中国企业最大问题

金融危机以后,很多企业家都在思考怎么转型的问题,特别是中国到了一个大的转型期,企业家如何引领企业迎接下一步的发展,非常关键。

我们曾经跟踪了一些卓越的企业,经过深入挖掘,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值得大家学习和借鉴。

未来5年当中最重要的三项领导能力哪个最重要?我们对中国五十几家CEO进行了调研,他们认为第一个是创造力,只有新的创新才能成功。第二是全球的视野。第三是可持续发展,我们现在谈论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家们更关心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你的企业可能现在做得很好,但是这个行业接下来可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CEO们最关注的是要创新,现在谈得最多的是业务模式的创新,很多行业都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这也是我们企业家关注的创新领域。还有一个是企业模式创新。随着技术的发展,可以改变企业价值链的模式。我们关注宏观的情况下,更多要看看我们的业务模式是什么样。有了业务模式,就要考虑怎么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组织,建立可持续的客户关系,然后建立可持续的运营模式。

对于中国企业来讲,首先要有快速正确的决策,第二是快速的执行,要有好的运营模式,设计扁平的组织结构,赋予各级员工适当权利,涉及灵活的资源使用模式,借助合作伙伴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你的资源能不能快速调动,如果市场发生变化的话,你的资产流转能不能很快调整过来。整体来看,中国的企业在组织管理模式体系这一块是他们现在所面临的比较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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